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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1990年代開始,陸續有許多國家採用不同配額制度,以鼓勵或達成更高比例的女性政治代表性,我國目前在地方議員選舉所採用的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即為其一。國外研究成果證實配額制度對於提升女性參政具正面效果,而國內研究針對我國女性參政的研究,也指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於女性參政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但既有女性參政研究中,鮮少有針對女性原住民議員參政的探討,在兼具族群和性別雙重因素的交織下,影響原住民女性選舉表現的因素,是否和漢人女性候選人相似?在選區規模小的情形下,原住民選區少有能夠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反而很多選區是單一選區,但是從2002年至2018年的選舉結果看來,無論是參選人或當選人,原住民女性的參選和當選情形皆呈現成長趨勢。究竟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政治因素或是候選人背景特徵能否解釋女性原住民之參政?本文以候選人為分析單位,藉由分析2002年至2018年地方議員選舉資料,發現多數參選的女性候選人都有社團參與或政治相關歷練的經驗,國民黨籍提名或推薦、現任者身分皆有助於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和提高得票率,此與既有針對全國女性直轄市和縣市議員的研究發現相同;而婦女名額保障制度的影響則展現在促進參選動機誘因上;呼應既有族群投票取向的發現,候選人的族裔也和其當選機會或得票率有顯著關聯,阿美族、排灣族和泰雅族身分有助於候選人的選舉表現;最後,女性特質和透過問政表現打破性別刻版印象,有助於原住民女性參選人的選舉結果。

摘要

本文擇定1998年台北縣縣議員與鄉鎮市長選舉為個案,以台北縣城鄉差距及地方派系影響力為資料分析對象,衡量台北縣城鄉差距與地方派系影響力的關係。筆者認為:台灣地區都市化程度越高,派系影響力越高,所以城鄉差距與地方派系的影響力間存在因果關係。而在方法上,個案研究提供了較為深入而完整的資料,特別是本文將預選變數的分析單位下降到村里,得以驗証與修正總體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展望未來,本文的研究模式,將對台灣省其它各縣市內部地方派系的個案研究,以及派系理論的建立工作,具有極高的延續性及累積性價值。

摘要

邇來以融合「單一選區多數決制」與「比例代表制」兩種選制精神的「混合式選制」(Mixed or Hybrid Systems),深受各界的重視。相關的研究除針對混合選制的內涵進行概念性界定與歸類,另外亦聚焦於該選制與多元社會的發展關連、與選民策略性分裂投票行爲的連結、對既有選舉文化及政黨競爭策略的互動、甚或對政黨體系形塑的影響等。本文則是透過「日本選舉研究」(JES)與「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所彙整的個體層次民調資料,比較台日兩國分別從「單記非讓渡投票制」變革爲「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後,選民投票思維乃至政黨體系發展等的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兩國選民在初次實踐新選制時的投票決策,甚或縱跨選制變革前後的動態投票轉移趨向,確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別。從選民一致分裂投票行爲模式的橫斷面分析而言,新選制實行後主要政黨雖均獲兩票高度的一致支持,但台灣不僅國民及民進兩主要大黨獲得的一致支持率較日本爲高,並且對於兩黨體制的形塑目標是較日本來得明確。再就投票動態轉移的跨時序分析來說,本文也發現選制變革後確實有利於大黨選票的聚集,且新選制後台灣選票聚集於主要大黨的比例,比日本情況更爲明顯。總括本文的分析結果,除了印證台灣在改採新選制後,有效政黨數較日本狀況更趨近於兩黨競爭的格局,另外實踐新制對小黨生存空間造成的壓縮效果,在台灣是比日本來得更爲負面。

摘要

本文主要在探究選舉制度對於投票率的影響,與傳統文獻不同的是,本文不是從選舉制度的不同特徵進行討論,而是從選舉制度影響投票率的機制著手。本文採取理性選擇理論的觀點,認為選舉競爭程度對於投票率的影響取決於選民掌握的選舉資訊,並且主張同黨候選人與現任者參選有助於選民獲取選舉資訊,進而影響選舉競爭提升投票率的程度。本文以2005-2014 年的台灣直轄市與縣市議員選舉為分析案例,資料性質屬於縱橫資料,分析單位是選區—年。因為該地方選舉採用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with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s, SNTV-MMD),所以相當適合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本文採用多層次Beta迴歸模型分析前述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當議員選區中的同黨候選人參選程度或現任者參選比例較高的情況下,若選舉競爭程度愈強,則投票率會愈高。本文也針對這些研究發現提出其政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