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a political campaign, candidates attempt to mobilize voters by using contributions from individuals, corpor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t is an accepted fact of democracy that campaigns should attempt to outdo one another in both the amount they collect in contributions and what they spend on campaigns. Previous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 incumbent advantage in campaign finance, but many interesting factors remain. For instance, is fund-raising aid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closeness of an election or a candidate’s tenure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this study, we explain campaign contributions using data from prediction markets and television news reports to account for variations in campaign spending.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incumbent advantage does indeed affect contributions and that DPP candidates outperformed other candidates in campaign finance. We also find that previous electoral margins and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campaign donations, and that election betting has an impact on spending.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political party’s general campaign can influence the election race of an individual candidate, and that contributors tend to bet on likely winners, deepe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on competing political parties.

制衡觀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制衡觀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價值，也是解釋分裂投票的重要因素。2016年總統與立委選舉合併進行，隨著小黨林立、候選人參選爆炸，媒體認為這次是中央層級選舉分裂投票最激烈的一次。在討論制衡觀與分裂投票的關係時，不能忽略政黨偏好同時 影響這兩個變數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本研究藉由TEDS2016的定群追蹤資料，重新分類民眾的制衡觀，並應用推廣之結構方程式模型（GSEM）方法應對內生性問題，驗證制衡觀與分裂投票的關係。

分析結果顯示，民眾的制衡觀的確顯著受到本身政黨偏好所影響，民進黨偏好者在過去比較支持制衡，但隨著民進黨執政，他們轉而不支持制衡；國民黨偏好者則剛好相反，在過去不支持制衡，但是隨國民黨敗選，他們轉而支持制衡。在投票決定方面，制衡觀雖然顯著影響民眾採一致投票或分裂投票，但是有較高機率採取民進黨一致投票的卻是轉向不支持制衡觀與穩定支持制衡觀的民眾，而這兩群民眾都是民進黨偏好者為主的族群。這意味著民眾制衡觀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反映出來的仍是他們本身的政黨偏好。上述結果顯示以制衡觀解釋分裂投票行為的確存在內生性問題，凸顯GSEM方法的必要性。本研究認為未來研究 在驗證制衡觀與分裂投票之間的關係時，仍需注意政黨偏好所產生的影響。

問卷調查係為了探詢受訪者對特定議題之意見、態度或行為，不但受訪者本身所擁有的相關訊息多寡可能影響其回答意願，題目與選項的設計型態也會左右受訪者的回答模式。有鑑於實務上大多數的問卷調查常囿於調查成本與問卷長度的考量，無法針對同一概念採取多元的題型設計，以確認受訪者在不同題型設計下的回答模式。因此，本研究乃採取實驗設計方式，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的政治知識測量題組為例，依據：(1)「開放VS.封閉」的題型設計，(2) 是否提供「無反應」選項，設計成四種不同版本的問卷題目。以大學生為施測對象，採取「後測控制組設計」(posttest-only control-group design)，將不同問卷版本依實驗設計原理，隨機發放給學生填答，共計回收1,110 份有效問卷。

本研究結果有幾個發現：(1) 題型和無反應選項的設計的確會影響到受訪者的回答模式，封閉型的題目設計有助於增加受訪者的答對比例，同樣也會產生高於開放型題目的答錯率；(2) 開放型的題目設計，因無選項可供參考，也會降低受訪者的回答意願，因而有較高的無反應比例；(3)藉由題型和無反應選項的組合設計，可以較為精確地估計 Mondak(1999) 所建構之受訪者類型，但各類型的比例組合會因政治知識測量題目的難易而產生較大的變動。

從1990年代開始，陸續有許多國家採用不同配額制度，以鼓勵或達成更高比例的女性政治代表性，我國目前在地方議員選舉所採用的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即為其一。國外研究成果證實配額制度對於提升女性參政具正面效果，而國內研究針對我國女性參政的研究，也指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於女性參政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但既有女性參政研究中，鮮少有針對女性原住民議員參政的探討，在兼具族群和性別雙重因素的交織下，影響原住民女性選舉表現的因素，是否和漢人女性候選人相似？在選區規模小的情形下，原住民選區少有能夠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反而很多選區是單一選區，但是從2002年至2018年的選舉結果看來，無論是參選人或當選人，原住民女性的參選和當選情形皆呈現成長趨勢。究竟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政治因素或是候選人背景特徵能否解釋女性原住民之參政？本文以候選人為分析單位，藉由分析2002年至2018年地方議員選舉資料，發現多數參選的女性候選人都有社團參與或政治相關歷練的經驗，國民黨籍提名或推薦、現任者身分皆有助於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和提高得票率，此與既有針對全國女性直轄市和縣市議員的研究發現相同；而婦女名額保障制度的影響則展現在促進參選動機誘因上；呼應既有族群投票取向的發現，候選人的族裔也和其當選機會或得票率有顯著關聯，阿美族、排灣族和泰雅族身分有助於候選人的選舉表現；最後，女性特質和透過問政表現打破性別刻版印象，有助於原住民女性參選人的選舉結果。

近年政治學者嘗試從競選策略解釋小黨的崛起，然而既有研究卻鮮少從競選廣告的角度解釋小黨如何爭取選民支持，且忽略以相同政治光譜的大小黨來檢視政黨偏好有別的選民，看待小黨廣告的差異反應。本研究以小黨競選廣告為主題，藉由情緒智能理論並輔以情緒維度論中的情緒效價（正面 vs. 負面），測試競選廣告中常見的情緒訴求（熱情 vs. 自豪 vs. 憤怒 vs. 希望 vs. 焦慮 vs. 恐懼）面對政黨偏好不同的選民時，對其政黨態度以及投票意願的影響。本文採用一因子組間實驗設計，透過操弄時代力量競選廣告，檢驗小黨情緒訴求之效果。實驗結果發現，當選民政黨偏好與廣告政黨一致時（即時代力量支持者看到時代力量廣告），性格系統下的熱情與自豪訴求使選民產生較佳的政黨態度與投票意願。當選民政黨偏好與廣告政黨不一致時（即民進黨支持者看到時代力量廣告），監控系統下的情緒希望與焦慮訴求會產生較佳效果。當選民無特定政黨偏好時，監控系統下的希望與恐懼訴求能產生較佳效果。本文除了補足情緒智能理論的研究缺口、拓展小黨政治行銷和情緒訴求研究，也提供競選實務上小黨如何設計競選廣告的相關建議。

This study attempts to unravel mnemonic manipulation in electioneering. The results of the 2018 nine-in-one election in Taiwan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Han tide” and its spillover effects, and so this study aims to decipher the emergence of the Han tide using a memory-studies approach. While admitting that other social factors played a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Han tid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four elements were found in Han’s electioneering: (re)defining the present as negative and (re)directing attention to the future, switching the commemorative focus from politics to economics, encouraging people to forget the political past and embrace the economic future, and employing an awakening narrative to evoke change. Moreover, four additional aspects were observed in the Han tide: canceling the challenges of counter-narratives by redirecting people’s attention, solving the issue of lacking a shared past with Kaohsiung City, downplaying and/or editing “out”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our side,” and degrading the mnemonic framing and nostalgic capital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lthough scholars of memory studies have shed light on politics in memor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memory in politics should also be emphasized by investigating more empirical cases.

過去文獻認為，地方民意代表採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NTV)的選制較重視選人不選黨，但由於地方政治人物的屬性多元又相互關聯，本研究以縣市議員選舉為例，採用網路調查結合聯合實驗設計，可區分出選民在投票抉擇時哪些個人屬性較重要;另一方面，代表正面黨性的政黨認同影響雖然仍有其解釋力，但「負面黨性」又是如何影響投票抉擇近來頗受討論，選民有無負面黨性與候選人個人屬性偏好的交互影響，更是本文關心的焦點。
本研究發現，多數臺灣選民心中偏好的地方民意代表個人屬性是較年輕、有政治經驗、未涉貪腐、在地人、學歷不低，卻不見得討厭政二代。若加入負面黨性的觀點，對選民的投票行為可以得到更充足的解釋，意即負面黨性使得大多數選民對地方民意代表的政黨標籤仍是敏感的，而不只是單純進行真誠投票，有人甚至會因政黨標籤投給涉及貪腐的候選人;另無特定政黨傾向的選民中，討厭泛綠的比例高於討厭泛藍，此應是目前執政黨的警訊。本研究對於政黨在地方選舉的提名策略亦具啟發性，能夠了解不同黨性族群的期待，推出迎合民眾偏好的候選人，適可促進民眾更積極參與地方選舉投票。

台灣在2005年第七次修憲以前，政黨名單立委(又稱「不分區立委」)的設計已存在，但選民只能針對區域立委投票。改制後,選民擁有兩張選票，可分別投給其偏好的區域立委及政黨。本文認為選制改革後的政黨有動機在政黨名單提名「優質候選人」以贏得選民支持。本文針對1992至2024年共十次立委選舉,分析選舉公報上政黨名單候選人的背景資訊,並特別聚焦在國內主要政黨的人才甄補。研究發現,整體而言選制改革後,各政黨提名更多高學歷候選人，降低現任立委的提名，增加更多元專業人士及社會團體的提名。然而，從比較「實質名單(安全名單)」與「象徵名單(不安全名單)的差異來看，無論改制前後，各政黨偏好將現任立委列入實質名單。此外，若僅檢視國內主要政黨，特別是國民黨及民進黨兩大政黨來看，選制改革後，他們不僅增加專業人士及社會團體代表的提名，各職業代表分配在實質或象徵名單之間也沒有顯著差異，這顯示主要政黨的確在改制後甄補更多元的社會代表。然而，資深立委及具地方、黨內派系背景者進入實質名單機率仍較高，這顯示政黨名單在改制後仍未完全擺脫平衡黨內政治勢力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