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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n a political campaign, candidates attempt to mobilize voters by using contributions from individuals, corpor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t is an accepted fact of democracy that campaigns should attempt to outdo one another in both the amount they collect in contributions and what they spend on campaigns. Previous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 incumbent advantage in campaign finance, but many interesting factors remain. For instance, is fund-raising aid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closeness of an election or a candidate’s tenure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this study, we explain campaign contributions using data from prediction markets and television news reports to account for variations in campaign spending.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incumbent advantage does indeed affect contributions and that DPP candidates outperformed other candidates in campaign finance. We also find that previous electoral margins and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campaign donations, and that election betting has an impact on spending.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political party’s general campaign can influence the election race of an individual candidate, and that contributors tend to bet on likely winners, deepe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on competing political parties.

摘要

民粹主義是一種深藏在民主社會中的極端現象,也是許多不同概念所構成的一種侷限性的意識形態,它會影響人民對政治菁英的態度,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本文以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為基礎,分析2020年高雄市長罷免與補選的投票情形。民粹主義在兩次不同時期的投票中,是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並且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是否會因為他們的人口背景以及政治態度的不同而影響。
本文以兩筆資料進行罷免與補選的投票分析,一是蔡佳泓主持,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的「高雄市第3屆市長罷免案投票研究」,另一份是陳陸輝主持的「台灣選舉民主化調查」,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的「高雄市長補選案電訪」。研究發現,在罷免時期,民粹主義會受到選民的年齡與學歷的影響;在補選時期,民粹主義傾向會受到選民的政黨認同、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學歷及職業的影響。另外,高雄市民的民粹主義傾向不會影響他們的罷免投票抉擇,韓國瑜的施政滿意度是選民投下罷免票的主要原因;在補選時,民粹主義傾向愈低的選民會投給陳其邁,但民粹主義不會影響選民投票給李眉蓁。韓國瑜雖然在補選時有幫忙李眉蓁造勢,但並不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摘要

制衡觀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制衡觀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價值,也是解釋分裂投票的重要因素。2016年總統與立委選舉合併進行,隨著小黨林立、候選人參選爆炸,媒體認為這次是中央層級選舉分裂投票最激烈的一次。在討論制衡觀與分裂投票的關係時,不能忽略政黨偏好同時 影響這兩個變數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本研究藉由TEDS2016的定群追蹤資料,重新分類民眾的制衡觀,並應用推廣之結構方程式模型(GSEM)方法應對內生性問題,驗證制衡觀與分裂投票的關係。
分析結果顯示,民眾的制衡觀的確顯著受到本身政黨偏好所影響,民進黨偏好者在過去比較支持制衡,但隨著民進黨執政,他們轉而不支持制衡;國民黨偏好者則剛好相反,在過去不支持制衡,但是隨國民黨敗選,他們轉而支持制衡。在投票決定方面,制衡觀雖然顯著影響民眾採一致投票或分裂投票,但是有較高機率採取民進黨一致投票的卻是轉向不支持制衡觀與穩定支持制衡觀的民眾,而這兩群民眾都是民進黨偏好者為主的族群。這意味著民眾制衡觀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反映出來的仍是他們本身的政黨偏好。上述結果顯示以制衡觀解釋分裂投票行為的確存在內生性問題,凸顯GSEM方法的必要性。本研究認為未來研究 在驗證制衡觀與分裂投票之間的關係時,仍需注意政黨偏好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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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近年來作者參與的調查研究探討雙底冊電話調查在台灣執行時衍生的諸多議題,包括一些已經解決和正在探索的部分成果,以及後續的努力方向。資料分析以調查結果和底牌(選舉投票結果)或類底牌(公民投票結果)的差距來驗證各種資料處理及估計方式的成效,並解釋雙底冊電話調查各種處理方式的利弊得失。
資料分析首先提出雙底冊電話調查各種資料併檔方案的選擇,包括(一)住宅電話為主、手機為輔,(二)手機為主、住宅電話為輔,以及(三)兩個資料檔依據唯住宅電話、兩者都用、唯手機三個電話使用族群結構比例的估計併檔等。結果顯示,住宅電話和手機調查的樣本結構在基本人口特徵方面各有其系統性的偏差現象。在比對2016總統選舉、2018同婚公投、2020總統選舉等母體參數之後,本研究發現(一)住宅電話的原始資料估計成效最好。(二)依照戶籍資料加權之後,住宅電話資料反而惡化估計偏差,但是手機調查則估計成效略有改善。(三)手機調查受到「選樣偏誤」的影響,不但本身造成過度偏離母體參數的估計,還拖累和住宅電話併檔後的估計成效,使得雙底冊調查彌補涵蓋率缺失的善意功能得到「得不償失」的後果。
本文也期望後續研究可以往(一)住宅電話和手機調查中「兩者都用族群」的異同,(二)住宅電話和手機調查的模式效應,及(三)雙底冊電話調查在選舉研究之外其他領域的應用成效等方向發展。

摘要

有關選舉民意調查的數據真實性或樣本代表性所引發之爭論核心在於:選舉民調的「母體」(population)定義為何?由於選舉的投票率不是百分之百,導致「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不完全一致,因此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選舉民調,其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投票母體的一致性,便成為調查方法上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1)透過回顧我國選舉民調所採用之不同抽樣底冊的演進過程,探討其中所隱含的母體涵蓋率缺失;(2)釐清選舉研究中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內涵,並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進行比較分析;(3)分析TEDS針對2016年總統選舉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民調,成功樣本與選舉母體、投票母體之間的落差及加權處理的修正效果,進而探討其在理論上或實務上的意涵。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發現2016年總統選舉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差異不大。不過,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民意調查的樣本結構與這兩種母體並不完全一致,且無論是利用何種母體結構進行事後加權調整,對投票率、得票率和催票率的修正效果有限。因此,要解決民調結果與投票結果之間的落差,有關母體的定義或許並非關鍵,對抽樣底冊選擇、問卷題目設計、調查技術精進、訪問失敗減少等環節的檢討,可能才是治本之道。

摘要

本文以2000至2021年間的焦點團體及深入訪談等質性資料,分析台灣民眾對於「台灣人」、「中國人」及「都是(雙重認同)」的定義與意涵,以釐清民眾認同的標的及界限。分析的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的認同內容,持續且集中在以台灣為中心的我群意識;與中國的原生聯繫雖然持續存在,但大多僅被視為客觀事實,無法產生或轉換為我群的認同意識;變化較大的是大中國意識的認同內容,已幾乎完全消失在民眾的論述中。從認同界限的觀點而言,本文的資料明確顯示許多台灣民眾己經將台灣/中華民國視為我群、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他群,此種認同意識的產生,也標示著認同界限的變化,是台灣認同進入「國家認同」階段的佐證。而國家認同意識的逐漸清晰與升高,也讓台灣認同隱然有形成集體認同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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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臺灣省議會為中心,藉由1972年和1977年兩次省議員選舉時,國民黨的提名策略和選舉結果,重新探討國民黨在1970年代推行的派系替代政策內涵,藉此修正。1972年地方選舉時,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和臺灣省議員選舉全面推動派系替代政策,藉由拔擢青年才俊的名義,大規模淘汰地方派系背景的政治人物。其中,在臺灣省議員方面,主要是淘汰1968年以前當選的臺灣省議員,藉此打擊當時存在於臺灣省議會的跨縣市地方派系聯盟。在此政策下,已經擔任2屆以上的臺灣省議員大部分未能連任,臺灣省議會出現顯著的世代交替,原本以黃朝琴—許金德—陳新發、林頂立—蔡鴻文為首的兩大跨縣市地方派系聯盟就此瓦解,國民黨對臺灣省議會的控制力得到強化。雖然國民黨對地方派系的打壓,使該黨動員力顯著下降,卻因當時缺乏全國規模的反對勢力,未影響國民黨的政治基礎。1977年地方選舉時,國民黨仍繼續打壓地方派系,並進一步扶植無派系背景的國民黨員,此時地方派系的反彈已經不如1972年地方選舉,除了少數縣市之外,並未出現地方派系倒戈支持黨外的現象,而國民黨的動員能力已經回升。然而,當時黨外成功動員超過7%過去未投票的新選民,使國民黨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敗,甚至導致多名地方派系出身的臺灣省議員落選,臺灣也從此形成了具有全國動員能力的反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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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台灣在2018年與2021年的兩次公投從同時選舉到非同時選舉的制度改變,產生的投票率變化。本文發現,與大選脫鉤後,公投投票率與青年人口比的相關方向出現逆轉:2018年,青年人口比較高的地區投票率較高;2021年則是青年人口比較低的投票率較高。此外,高教人口比與縣市的執政黨做為本研究之控制變數,控制後,青年人口比與投票率仍維持逆轉。當公投不綁大選後,青年人口比越高,投票率越低;而高教人口比對投票率則不顯著;對比非民進黨執政縣市的投票率變化,2021年民進黨執政縣市則是顯著的增加,代表公投大選脫鉤,執政黨反而積極動員;同意票的分析則顯示了投票率促進同意票,但在脫鉤一般選舉降低投票率下,同意票比例也跟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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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係為了探詢受訪者對特定議題之意見、態度或行為,不但受訪者本身所擁有的相關訊息多寡可能影響其回答意願,題目與選項的設計型態也會左右受訪者的回答模式。有鑑於實務上大多數的問卷調查常囿於調查成本與問卷長度的考量,無法針對同一概念採取多元的題型設計,以確認受訪者在不同題型設計下的回答模式。因此,本研究乃採取實驗設計方式,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的政治知識測量題組為例,依據:(1)「開放VS.封閉」的題型設計,(2) 是否提供「無反應」選項,設計成四種不同版本的問卷題目。以大學生為施測對象,採取「後測控制組設計」(posttest-only control-group design),將不同問卷版本依實驗設計原理,隨機發放給學生填答,共計回收1,110 份有效問卷。
本研究結果有幾個發現:(1) 題型和無反應選項的設計的確會影響到受訪者的回答模式,封閉型的題目設計有助於增加受訪者的答對比例,同樣也會產生高於開放型題目的答錯率;(2) 開放型的題目設計,因無選項可供參考,也會降低受訪者的回答意願,因而有較高的無反應比例;(3)藉由題型和無反應選項的組合設計,可以較為精確地估計 Mondak(1999) 所建構之受訪者類型,但各類型的比例組合會因政治知識測量題目的難易而產生較大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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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d Han Kuo-yu shoot from political obscurity to become the mayor of Kaohsiung and then the KM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an’s rise was grounded in his populist appeal. Han told voters that things should have been better for ordinary people except that establishment politicians had consistently failed to represent their interests. This paper examines Han’s populist rhetoric with an in-depth look at Han’s statements in the 2017 KMT party chair election and 2018 Kaohsiung mayoral campaign. It then looks at public opinion data from the 2018 Kaohsiung mayoral election to see whether voters absorbed that rhetoric. There are, in fact, clear echoes of Han’s populist rhetoric in the survey data. Acceptance of Han’s rhetoric was associated with a vote for Han, even among voters who were not traditional KMT constituents. That is, Han’s populist rhetoric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expanding his appeal and enabling him to secure an unlikely victory in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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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源分配給誰始終是至關重要的分配政治議題。然而過去臺灣分配政治研究多以正副總統、中央政府、立法委員以及縣市首長為主,鮮少關注地方議員在選區內部的資源分配情形。本文以第十二屆臺北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為例,旨在探討以尋求連任為目標的理性議員會如何分配公共資源。市議員會採取防守型的固樁策略,選擇將資源回饋給既有支持者,抑或採取進擊型的拓展選票策略?本研究將分配機制就概念上區分為「分配與否」以及「分配多寡」兩個面向。由多層Tobit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分配與否的模型中,市議員傾向運用防守型策略鞏固既有支持基礎。不過,在分配多寡的面向中,無論各里對市議員的重要程度是高是低,資源分配量並未存在顯著差異。然而資源固樁的結論並未因此推翻,反而打破了一般既定印象。整體而言,市議員運用建設固樁的機制應從金額犒賞修正為有所回饋,市議員雖會特別照顧核心支持者或重要里長的需求,積極向市府爭取建設,但不會因此讓該地獲得超高額建設,顯示市議員對於那些相形重要的地區不會再特別給予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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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臺灣在政治精英之間才出現的對立,已延伸到一般群眾裡。尤其在總統選舉時,選民之間以情感而非政策立場的對立,已影響臺灣過去五屆總統選舉的結果。本文以「負面黨性」作為觀察臺灣社會「情感極化」的指標,佐以2004至2020年總統選舉,檢證負面黨性對臺灣總統選舉結果的作用。我們發現自2012年開始,對於特定政黨具有負面黨性的選民,百分比呈現大幅上升的趨勢,在2020年總統大選時,已有4成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支持者對敵對政黨有負面黨性,同時給予敵對政黨有史以來最低分。另一方面,即使控制政黨認同及統獨立場,負面黨性對臺灣選民的投票抉擇仍具有顯著的解釋力。也就是說,投票給某一政黨總統候選人的決定,不僅取決於對該政黨的認同,或對其政策的支持,選民對敵對政黨是否具有負面的評價也成為一項關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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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進步與時代變遷,近年來臺灣面臨單底冊電話樣本的涵蓋誤差日益增大問題,不論市話調查或手機調查;而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施行應可有效降低此一缺失。惟有關雙底冊電話調查的資料合併策略與加權處理,當下臺灣學界仍莫衷一是。本文旨在利用臺灣學界甚少觸及的變異數與偏差,以2020年雙底冊電話調查的實務資料,來評比各類型雙底冊調查的合併組合在各種加權策略下的加權效果,包括重疊設計與篩選設計;此外,本文也進一步探討非等比例樣本配置的雙底冊電話調查在資料推估上的差異,提供實務應用參考。
本文分析結果顯示:1.在雙底冊各自具有完整代表性且樣本數近乎等比例的條件下,採用一般的母體人口特徵變項來校正加權,不論是使用重疊設計或篩選設計來合併,因加權而增加的變異並不大,且僅事後分層組合估計的樣本估計值與其他合併組合有所差距。2.若雙底冊的樣本採用不等比例配置,以一個完整代表性底冊搭配另一個僅具有1/3或1/2樣本數的底冊,利用篩選設計、重疊設計的直接合併及有效樣本數合併等三種方式進行比較後發現,因應加權所衍生的加權耗損不大,而彼此之間在樣本估計值上的差異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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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迴避(news avoidance)對於新聞產業和民主政治的運作產生日益 嚴重的影響。不僅會讓新聞產業失去其消費者,導致新聞媒體的萎縮,更重要的是會讓民主社會失去「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s),降低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瞭解和參與,對於民主政治的運作將會產生不利的影響。鑒於新聞迴避對於民主社會的負面影響,國外已有不少研究嘗試檢視影響民眾新聞迴避的因素。然而,國內針對此一主題的研究卻不多,為了彌補國 內此一文獻上的不足,本研究將利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21年大 規模基點調查面訪案的資料,檢視影響臺灣民眾新聞迴避的因素。除此之外,本研究進一步檢視新聞迴避的政治影響,亦即新聞迴避的民眾是否會有較低的民主評價和民主支持。分析結果發現,情感面向的政黨情感和媒體信任,以及認知面向的政治興趣和政治效能感皆會對個人的新聞迴避產生顯著的影響,亦即政黨情感愈正面、媒體信任愈高、政治興趣愈高,以及政治效能感愈高的民眾愈不會迴避新聞收視。另一方面,就新聞迴避與民主態度的關係而言,本研究發現新聞迴避對於民主評價和民主支持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亦即新聞迴避程度愈高的民眾對於臺灣民主現況的評價愈低,而且愈不認為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體制,此隱含著新聞迴避對於民主政治的妥善運作將會帶來一些威脅。

摘要

過去文獻認為,地方民意代表採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NTV)的選制較重視選人不選黨,但由於地方政治人物的屬性多元又相互關聯,本研究以縣市議員選舉為例,採用網路調查結合聯合實驗設計,可區分出選民在投票抉擇時哪些個人屬性較重要;另一方面,代表正面黨性的政黨認同影響雖然仍有其解釋力,但「負面黨性」又是如何影響投票抉擇近來頗受討論,選民有無負面黨性與候選人個人屬性偏好的交互影響,更是本文關心的焦點。
本研究發現,多數臺灣選民心中偏好的地方民意代表個人屬性是較年輕、有政治經驗、未涉貪腐、在地人、學歷不低,卻不見得討厭政二代。若加入負面黨性的觀點,對選民的投票行為可以得到更充足的解釋,意即負面黨性使得大多數選民對地方民意代表的政黨標籤仍是敏感的,而不只是單純進行真誠投票,有人甚至會因政黨標籤投給涉及貪腐的候選人;另無特定政黨傾向的選民中,討厭泛綠的比例高於討厭泛藍,此應是目前執政黨的警訊。本研究對於政黨在地方選舉的提名策略亦具啟發性,能夠了解不同黨性族群的期待,推出迎合民眾偏好的候選人,適可促進民眾更積極參與地方選舉投票。

摘要

台灣在2005年第七次修憲以前,政黨名單立委(又稱「不分區立委」)的設計已存在,但選民只能針對區域立委投票。改制後,選民擁有兩張選票,可分別投給其偏好的區域立委及政黨。本文認為選制改革後的政黨有動機在政黨名單提名「優質候選人」以贏得選民支持。本文針對1992至2024年共十次立委選舉,分析選舉公報上政黨名單候選人的背景資訊,並特別聚焦在國內主要政黨的人才甄補。研究發現,整體而言選制改革後,各政黨提名更多高學歷候選人,降低現任立委的提名,增加更多元專業人士及社會團體的提名。然而,從比較「實質名單(安全名單)」與「象徵名單(不安全名單)的差異來看,無論改制前後,各政黨偏好將現任立委列入實質名單。此外,若僅檢視國內主要政黨,特別是國民黨及民進黨兩大政黨來看,選制改革後,他們不僅增加專業人士及社會團體代表的提名,各職業代表分配在實質或象徵名單之間也沒有顯著差異,這顯示主要政黨的確在改制後甄補更多元的社會代表。然而,資深立委及具地方、黨內派系背景者進入實質名單機率仍較高,這顯示政黨名單在改制後仍未完全擺脫平衡黨內政治勢力之角色。

摘要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trust among Taiwanese students after visiting mainland China symbol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PC’s political propaganda. This issue is critically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Taiwan’s democratic polity and hence warrants the close attention of supporters of democracy from around the world. A total of 516 Taiwanese youth who visited mainland China on exchange programs were studied.  Four hypotheses were proposed by combining the theories of social contac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rational cho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students visited mainland China, the number of those with greater political trust in their home country was 13.46% higher than those with lower trust. The average chang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0.06. All four hypotheses were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After the cross-polity contact, students’ perceived hosti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reduced, or they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level of Taiwan’s democracy, or their evaluation of Taiwan’s industrial prospects were better, or they less willing to go to mainland China for career development, leading to greater trust in Taiwanese officials. This study makes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by combining true-acquaintance contact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o propose the perceived hostility hypothesis for changes in political trust.